风向骤变：一部明史引发的文字狱
顺治十八年，京城冬日未尽，大清朝廷却在正月里痛失了年轻的世宗皇帝。年仅八岁的玄烨仓促登基，帝国的权力交接尚未稳固，南北动荡的阴影依然笼罩。一种“天下未定”的惴惴不安，在官场和江南的文人墨客间弥漫开来。恰在此时，一部新编的明代史书《明史辑略》在江南问世。起初，这不过是文人的一次志趣相投的产物，却在权力神经高度紧绷的时刻，点燃了清朝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文字狱。
名利场上的豪赌：庄家父子的史书野心
江南乌程的庄家，本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富商。庄允诚之子庄廷鑨，自幼聪慧好学，胸怀壮志。然而，命运似乎并未垂怜于他，一场急病夺去了他的视力，让他永远告别了光明。但他并未屈服于命运的捉弄，心中激荡着成为春秋笔法左丘明的抱负，渴望借史书名垂青史。
庄家隔壁，便是前朝首辅朱国桢故宅。朱氏曾主持编纂《国朝大政记》，后不幸辞世，朱家也因此家道中落。庄允诚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机会，斥巨资买下了朱氏遗稿的“版权”，并招揽了十余位江南名士，以庄廷鑨这位“盲史家”为首，重修明史。为给新书造势，庄家甚至有意邀请当时的大学者顾炎武为《明史辑略》作序。然而，顾炎武在一番考察后，却不屑一顾，冷冷地评价道：“不学无术，实非史才。官能鬻，名能买，世风如此，可叹可笑。”这番直率的批评，无疑给了庄氏父子一记响亮的耳光。但庄家父子反而更加执拗，既然请不来顾炎武，便擅自将查继佐、范骧、陆圻等名士列入书中“参校”名单，仿佛声名也能像商品一样被雕刻在木板之上。
展开剩余86%若当初仅仅是一场文人的“玩票”，编完束之高阁，这场风波或许早已平息。但庄家父子却从中嗅到了巨大的商业价值。顺治十七年冬，《明史辑略》正式付梓刊行。庄廷鑨未能亲眼见证此日，他已早早病逝，是父亲庄允诚将这部书推向了市场。彼时，明朝覆灭的伤痛尚未完全消散，而《明史辑略》的内容却毫不避讳：书中将崇祯朝及南明政权的事迹，一律以南明年号为“正朔”，而不用清朝年号，更提及了满洲入关前的一些不光彩秘闻。“正朔”之争，在等级森严的帝制时代，是衡量政治立场的核心。奉谁的年号为“正”，就意味着承认谁是天命所归的统治者。这种选择，表面上是史笔，实则关乎立场。
文人自保的疾行与举报的竞速
一部史书触怒了朝廷的龙鳞，谁能最快反应，谁能迅速撇清干系，往往决定着生死存亡。范骧的好友周亮工在购得此书后，翻阅间发现了书中直言李自成进京后，明廷曾上降表，并指称此段出自当时位高权重的左都御史龚鼎孳之口。龚鼎孳，与吴伟业、钱谦益并称“江左三大家”，既是清廷重臣，又是文坛领袖。周亮工深感不安，担心“牵扯到朝廷”，遂劝说范骧、查继佐、陆圻三人立即向官府声明与本书无关。
查继佐得知自己被擅自列为“参校”后，怒火中烧。但他当时正专注于撰写自己的《明书》（后改名《罪惟录》），起初并未太过在意。周亮工则按捺住心中的忧虑，亲自执笔撰写担保书，递呈浙江按察使司与浙江学政，以证三人的清白。这一举动，后来竟成了拯救三人性命的关键，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。
地方层层加码：风险如何被放大
一份公文在地方官府之间辗转，如同细小的管道，不断放大着潜在的风险。浙江学政胡尚衡在转呈公文时，随口说道：“文章之事，何必存案？贵司以为需要，就烦请贵司代批如何？”转呈官员竟将此话当真，代按察使司批复道：“明史一书，非奉旨孰敢擅刻？湖州府严查确报，以便详究题参可也。”
公文最终落到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手中。这位教官深知庄家的财力和声望，便将“公事”演变成了“生意”。他借口检查《明史辑略》，威逼庄家，扬言要将此事上告朝廷，治以大罪。庄允诚不愿屈服，只得托湖州分守道张武烈从中周旋，同时对赵君宋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修订，试图平息事态。
然而，官场的“毛细血管”一旦启动，便很难在早期止血。湖州知府陈永得知此事后，派人传话，事情又辗转传到浙江粮道李廷枢及其亲家吴之荣。吴之荣，曾任归安县令，以敲诈勒索、无事生非、手段狠辣著称，后因事被革职下狱，恰逢大赦方才出狱。这样的人对机会的嗅觉极为敏锐。他拿着《明史辑略》前往庄家索要钱财，遭到拒绝后，便转而向杭州将军松魁告发。
驻防将军是清初重要的军职，全国共设十四位，杭州为其中之一，主要负责当地驻防兵务。虽然按制度他无权干涉地方行政，但在与总督、巡抚联合奏事时，其地位往往居于前列。松魁见事态严重，立即引起了重视。庄允诚依旧采取金钱开路的方式，事态暂时得以缓和。但吴之荣并未罢休，转而敲诈庄家的亲家——乌程南浔镇的首富朱佑明。庄廷鑨的弟弟庄廷钺得知消息后，提前提醒朱佑明：“此辈以罪令图诈，数千金一应之，现任府督提营群起效尤，家业可得乎？”意在告诫他不要轻易屈服，以免官场效仿，导致家业不保。
当敲诈受挫，报复的机制便更容易被启动。吴之荣径直北上，向刑部递状告发。康熙元年冬，案件正式爆发。他在供词中，将“朱氏史”硬生生改成了“即朱佑明”，并毁掉了书中李令皙的序言以及查继佐、范骧、陆圻的参校名单，企图借此将部分人排除在外，以保护自己的朋友。
一部书的牵连：一座城的浩劫
刑部将此案视为惊天大案，立即在湖州、吴江等地逮捕了涉案人员。狱中，朱佑明与最初告发的赵君宋达成交易，以一半家产为报酬，请求赵君宋为自己洗脱罪名。在提审时，两人临时翻供，供出最早版本的刻本上并未记载朱佑明之名。朝廷遂派人前往湖州府学搜得原版，被撕毁的《明史辑略》书页也被找回。
吴之荣试图“保护”的名字，由此暴露。李令皙、查继佐、范骧、陆圻等所有参与作序、校对或被擅自署名的人，全部被逮捕。康熙二年，以鳌拜为首的四大辅臣作出判决：“书中赞扬故明，毁谤本朝，悖逆已极。”庄、朱两家以及参与修订者，凡十五岁以上男丁皆斩首，妻妾、女孙及十五岁以下子侄则被流放为奴。此案株连甚广，直接斩决者高达221人，甚至连在狱中病逝的庄允诚、因病去世的庄廷鑨，尸骨也被挫骨扬灰。刻书匠汤达甫、李祥甫，书店老板王云蛟等产业链下游的从业者也未能幸免，甚至有购买了《明史辑略》的读者也因此被处死；此外，近两千人被流放。
早先涉嫌受贿或包庇的官员也未能逃脱惩罚。湖州知府陈永深知罪责难逃，自缢于旅馆，后被开棺磔尸；其弟江宁县知县陈永赖也一同被斩。
禁与裁的政治逻辑：思想收紧的信号
为何一部前朝史书会牵连如此众多的人命？这背后是政治风向的巨变。清廷入主北京后，南方一直存在着反清复明的势力。顺治十六年，郑成功与张煌言联手，一度抵达江宁，给了江南遗民复兴的最后希望。尽管清军随后反击，南明政权逐渐熄灭，但“思明”的情绪并未消退。当清廷新君继位，权力逐渐巩固后，便开始收紧思想空间。《明史辑略》案恰逢这一转折窗口，国家对“正朔”的敏感以及对遗民话语的戒备，集中体现在这部书和这份名单上。文字狱并非空洞的词汇，它是一套机制：通过一本书牵出人，再牵出人脉网络，最终以严酷的刑罚和财产剥夺来震慑整个社会群体。
三种自保，三种结局
被擅自署名的查继佐、范骧、陆圻，因周亮工的担保书，在案件爆发后被认定为“检举有功”，得以免罪释放，甚至与告发者吴之荣一同被允许平分庄、朱两家财产。然而，免死并不意味着安稳。
陆圻，作为“西泠十子”之一，在江浙一带颇有名望。案发后，他遭受打击，精神失常，回家后常仰天自语，一度遁入黄山学道，从此杳无音信。他的儿子后来中进士返乡，在深山古刹中寻访，终未找到父亲的踪迹。
范骧，崇尚儒学，其字画皆佳，被誉为“当代董仲舒”。案件发生后，史料对他的记载变得模糊，只流传他“志气仍如往昔”，但其具体生活轨迹已不可考，卒于康熙十四年。
查继佐则更像是一位典型的“明遗民”。他继续潜心史学研究，不愿像庄家父子那样追逐名利。康熙十一年，《明书》完成，他取孔子“罪我者其惟春秋”之意，改名《罪惟录》，以“铁笔”直书明末清初的历史痛点。随着清廷统治日趋稳固，他转而投身教育，认为“化小人为君子”或许能留存火种。然而，家族的命运仍难以摆脱灾祸。六十年后，雍正朝的“维民所止”科举文字狱牵连到海宁查氏，其族子查嗣庭一脉遭族诛，几乎灭顶。幸运的是，这条文脉并未彻底断绝，海宁查家后来孕育了穆旦、金庸等文学大家，在曲折中开辟了另一番文学传承。
告密者的短命荣华
吴之荣的命运，如同一则寓言。他凭借告发获得了庄、朱两家巨额财产，然而这份得意却只持续了不到两年。康熙四年七月，他从福建返回途中，行至半山，骤遇狂风雷电，随后便染上疟疾，寒热交替，两日后毙命。世人传说他是遭了天雷击杀。古人常以“天道好还”来寄望公正，但人间之事并非总是如此。偶有这样的记载，也为这场漫长的悲剧增添了一丝令人快慰的结局。
牵连的名士与朝廷的器重
这桩案件中，还存在着一条连接文坛与官场的脆弱纽带。龚鼎孳身为左都御史，位高权重，负责天下监察弹劾事宜，一时名重天下。《明史辑略》擅自引用其名，引发了周亮工的警觉；李令皙为该书作序，也因此被捕；而顾炎武那句“实非史才”的评价，则像是一条隐匿的序幕，警示世人，名望不应成为交易的筹码。朱国桢的遗稿，经过庄家的删改，原本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资料，却最终演变成了一锅政治浓汤。
制度的细微之处与一部书的脆弱性
清代高度强调“正朔”的政治意义，非奉旨不得擅自编撰国史。所谓的“驻防将军”制度，是清初稳定地方的军政安排，十四位将军驻守要地，名义上不干预民政，但在与总督、巡抚“会同奏事”时，往往能起到枢纽作用。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，一封告发信便能跨越地方层层的顾忌，直接抵达最高权力者的耳中。文字狱的可怕之处，不仅在于严酷的刑罚，更在于它剥夺了民间学术与出版的基本安全边界：刻书匠、书店老板、甚至普通读者，都可能在这条链条中被视为“传播者”，人身和财产因此无处躲藏。
从南明余烬到思想的收紧
回望案件发生前后的江南景象，顺治十六年郑成功、张煌言联军的军事行动，曾一度将清廷的势力逼至江宁城下，并在长江沿岸收复了部分地区，给遗民心中留下了星星余烬。当外部军事压力减退，清廷开始“收紧口袋”，民间所有“奉南明年号为正朔”的写作和纪念活动，都面临着截然不同的解读。明史案作为清朝入关后第一宗大规模文字狱，恰是这种政策调整的鲜明标志。
余思：铭记“罪我者其惟春秋”
当年周亮工的一纸担保书，拯救了数位同僚的性命；赵君宋的翻供，为朱佑明争取到一丝真相，却未能改变判决的走向；张武烈、陈永命、李廷枢、松魁等人，分别在疏通、传递、重视与收网等环节扮演了各自的角色。案卷上的数字冰冷：221人斩决，近两千人流放。史家常言“春秋笔法”，但在权力的“毛细血管”作用下，笔法与命运之间的距离，往往只隔一道批复。
查继佐最终将《明书》改名为《罪惟录》，仿佛是为自己和同代人留下了一份心迹。他用史笔对抗遗忘，明知前方险阻，也要写下那些属于明末清初的复杂真相。庄廷鑨以盲人之身借左丘明之名起笔，最终却以“实非史才”的方式卷入了名利与权力的漩涡；范骧与陆圻在案后的失踪与沉寂，像是文人在高压下选择的自我消隐。吴之荣的雷雨之死，为这个故事增添了一抹因果报应的色彩。
那一年，京城的新君年仅八岁，江南的书坊刚刻完一部前朝史书。风向一变，许多人甚至来不及将名字从书页上褪去，便成了判词上的对象。历史在此留给我们的，或许是对“正朔”与“言论”的双重警醒：当权力选择收紧边界，文字就会变成刀口；当市场与名望合谋，史书也会失去最初的清明。下一次有人提起“明史辑略”与“罪惟录”，也许可以记住那句古话——“罪我者其惟春秋”。它并非一种鲁莽的挑衅，而是在风向改变时，仍试图将事实钉在木板上的那份倔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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